全球新冠疫情加剧了代际不平等现象，在1996年后出生的Z世代年轻人，比其他年龄层受到更严重的经济冲击；就连全球推出的数以十亿美元计财政刺激配套，都难以减缓他们所受到的打击。
入门级职位不足 迫使更多年轻人打零工
以澳大利亚为例，尽管政府提供了2600亿澳元（约2520亿新元）的财政和经济支持，但15岁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仍飙升至16.1％；相比之下，25岁以上年龄层的失业率约为5.5％。
澳新银行资深经济学家伯奇指出，约四分之一的年轻工人无法享有澳洲政府提供的工资补贴，因为他们是临时合约工人，而且没有工作满12个月。而在所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中，只有6.5％无法获得工资补贴。
这不只是澳洲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似乎不管政府提供何种财政支持，最年轻的工人仍更有可能失业。
根据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的数据，不包括学生在内的18岁至24岁英国员工中，有三分之一失业或被迫休假；在35岁至44岁员工中，只有不到15％处于相同处境。从事非典型工作如零工時合同或临时合同的英国人，处境更糟糕。根据英国政府的保障工作计划，任何英国人只须在3月19日或之前受雇，就可享有津贴。
如此多的Z世代年轻人从事临时工作，与上一次金融危机有关。研究代际不平等的澳洲智库Per Capita的经济学家杰克逊说，许多入门级职位被削减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迫使年轻人在零售或酒店业等行业停留的时间远远超过前几代人。
伯奇说，新冠大流行之前，澳洲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有18％以上被归类为“就业不足”，是澳洲其他年龄层的两倍以上，同时比2008年高出七个百分点。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最接近的可比数据，英国的这一比例为12％。
澳洲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年仅25岁的绿党参议员斯蒂尔—约翰说：“我们被描述为没有像父母辈那样努力，比父母辈抱怨更多，而且爱乱花钱。但人浮于事。”
Per Capita的经济学家杰克逊直言：“将年轻人长期留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使他们将来获得更好工作的可能性降低。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