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讨论了当前社会出现中国经济负面言论的原因，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多元化前景的可能性。文章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新兴产业正在崛起，但同时也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挑战。当前比任何时刻都更需要基于事实之上的理性思考和判断，尤其是要抛开各种噪音，回归到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一时喧嚣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讨论，本文指出这并非是日本或中国的特例，而是一种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相伴相生的共性问题。同时，作者还梳理出中国经济增量的五大潜在来源，希望以此明确发展预期。今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的负面言论“不绝于耳”，在社会上保持了较高热度，如“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以及“中国式雷曼危机”等话题广泛见于学者讨论、社交媒体以及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谈中，这反映出社会各界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中国经济转型进入“阵痛期”的背景下，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高度关注以及存在偏谨慎甚至较为悲观的预期。诚然，对于如此体量的中国经济而言，任何结构上的调整、变化都会产生较大的“连锁反应”和“外溢效应”，触及广泛的经济主体。更何况在叠加了三年疫情冲击以及诸多地缘政治波动的情况下，悲观情绪十分容易相互影响、集中爆发和被过度放大。而在以信用货币为基础的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经济参与主体的信心既是经济运行状况的客观反映（结果），更是支撑或决定未来经济活动的基石（原因）。换句话来说，各方信心一方面来源于良好的经济数据与前景，但其本身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经济活动的每一位参与者都会通过自身信心的强弱来调整下一步的消费、投资等经济决策，进而影响经济全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比任何时刻都更加需要基于事实之上的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尤其是要抛开各种噪音，回归到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凡事都有两面性，当下“处处都是坏消息”这一现象本身就不符合常识。
寻常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和不寻常的信心崩溃
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也可以算是今年各类悲观情绪持续发酵的起点。鉴于许多专家学者基于专业的分析、比较和解释，从不同角度为非专业领域人士了解这一现象及其机理提供了素材，这里便不再对其背景与内容进行介绍。但之所以选择从“资产负债表衰退”说起，主要还是想拨开被专业术语所笼罩的“迷雾”，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并非是日本或中国的特例，而是一种属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共性问题，会周期性出现。从历史视角来看，“资产负债表衰退”描述的这种现象最早出现于著名的大萧条，也被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于1932年总结为“债务—通缩”理论，即当经济系统受到高债务冲击且价格水平下跌时，家庭与企业背负的实际债务负担加重，导致消费、投资缩减，进而使得价格水平继续下降，由此陷入债务与通缩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居民部门借入100万元的贷款，购买了相应价值的房产。由于赶上了资产泡沫，房产价值在之后迅速跌到50万元，此时负债并没有减少，由此该居民部门未来投资和消费的意愿、能力受到严重冲击。企业部门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因为贷款购买的资产可能还包括设备、土地等，且债务可以清算、重组，但其原理是一致的，即“资产软、负债硬”。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其根源在于以信用货币为基础的现代经济金融体系，在该体系下，货币从发行到扩张均伴随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债务关系且被层层放大，这也意味着“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无法避免的，总会在经济周期与债务周期交织的过程中不断发生。所以，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应置于各个国家都曾遇到的共性问题这一维度上，例如刚才提到的大萧条、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都是这一现象的代表。然而，共性问题并不表示历史总会重演，从各个国家发生的情况来看，“资产负债表衰退”产生的节点、发展的轨迹以及影响程度等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国别差异，其中既有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这样痛苦且漫长的案例，也有2008年金融危机后快速从一片哀嚎中走出的美国经济。这些差异也让我们客观感受到，确实需要吸收与“资产负债表衰退”有关的一系列教训，但又缺乏可以全面借鉴的案例，尤其不能“对号入座”。与此同时，这也激发出新的思考，即同样是“资产负债表衰退”，为什么后续的发展出现较大分化？简单总结，可能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是资产缩水的幅度，可以理解为泡沫的高度；其次是后续修复措施的针对性和及时性；最后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等长期性因素。综合来看，这三方面都紧紧围绕着“信心”二字。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快速恢复，为什么有些危机旷日持久，都要看是否出现了不可逆的信心衰退，即不寻常的信心崩溃。图1为日本个人贷款的历史数据，反映了信用扩张受脆弱信心影响的长期过程。
图1：1986年-2023年日本消费者贷款数据
对于中国而言，当下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最为关键的阶段，一方面是近年来新兴产业积累的大量投资正转化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华为、比亚迪、大疆、字节跳动等民营龙头企业以及新能源汽车、5G通信设备、高铁、民用无人机等终端产品，这进一步表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正不断壮大；另一方面，随着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和挤出效应的增强，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为抓手的旧驱动模式也开始逐步调整并进入新发展模式。在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在客观上严重削弱了新引擎对经济的支撑能力和经济主体的信心，增加了转型的“阵痛感”。例如，从7月周边国家的出口数据来看，日本出口额同比下降0.3%，为29个月来首次下降；韩国同比下降16.5%，连续第十个月下滑；越南同比下降3.5%，连续第五个月下滑，也创下14年来最长连跌走势。因此，在这个节点，更要理清经济转型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基础。
从城镇化率看经济进一步转型的客观基础与时机
当下的担忧普遍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我们从城镇化这一项与房地产发展息息相关的视角切入，来观察相关变化。经验地看，对于后发经济体或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而言，城镇化建设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这也易于理解，即随着人口向城市集聚，企业经营、生产以及销售的规模效应得以发挥，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的持续投入得以产生可观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为城镇化率与GDP的同步高速增长。当然，也存在一些反例，如拉美地区，这主要取决于人口向城镇集中的速度是否大幅超过城市资源的容纳和治理能力。但总体上，城镇化建设为第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需求预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没有跳出这个基本规律，只是我们的人口体量更大，更不容易协调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节奏。而随着城镇化建设节奏的放缓，发达经济体开始从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向服务业、工业共同发展的多元经济转型。当然这个过程也包含着其他条件的成熟，例如根据张斌教授的梳理[1]，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韩国等国家的第二次转型均呈现高度类似的规律性现象：即人均收入达到8000-10000国际元附近，工业增加值/GDP比重达到40%左右的峰值以后，开始发生从工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而从城镇化的数据来看，上述国家二次转型起点也伴随着城镇化阶段高点的出现。例如以其中同样是位于亚洲的工业化国家为例，日本的二次转型元年为1970年，韩国为1992年。图2展示了这两个国家城镇化率的历史变化，基本都是在达到75%后开始大力发展高端制造、科学技术以及服务业等产业。而日本的例子又进一步提供了一个历史不会简单重演的角度，其城镇化进度在70年代逐步放缓，但房价却于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快速上涨，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价格上涨是脱离了客观基础的。
图2：日本和韩国的城镇化率（单位为%）
相较而言，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22年底刚刚达到65.22%，仍然处于上升通道且具备缓慢增长的空间，这表明房价平稳运行和房地产业进入新发展是存在客观基础的。当然，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多样化程度高以及农业的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等因素，中国的城镇化率很难也没有必要达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水平，进一步大幅攀升的可能性较低，这也代表经济结构迎来了最为重要的转型窗口期。一方面，从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在城镇化后期依然是经济的支柱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始终排在各行业的前列。同样地，房地产行业也是中国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官”，随着前一阶段高高周转经营模式的逐渐出清，房地产行业“化疗”已见成效。未来在城镇化率缓慢升高的背景下，房地产业的投资、开发、销售会向新的增长速度靠拢，并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细化产业分工，如打破当前主要以商品房为主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未来需求的来源及结构将变得更为复杂、多元。例如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城镇化发展后，美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提速发展，来自生产、生活以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新需求不断涌现。当然，即便是明确了经济结构向更加多元化发展这一路径转型，对于占世界经济比重已达18%的第二大经济体而言，依然缺少可以全面借鉴的模板，需要结合国际环境、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结构以及人口变化等客观条件与规律进一步摸索。总体而言，一方面要加强存量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做好运营者；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挖掘、发展其他多元化的增长点，如就业密集度高的服务业、加强前沿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转化等。
增长新动能
基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政府的政策布局以及未来发展潜力等维度的考量，梳理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些重点方向。这些方向并未以现有行业分类为标准，主要是突出需求的确定性强，以及增量空间足等特点，为明确未来的发展主脉络提供一些思路。由于作者的理解和观察有限，肯定也无法包含未来全部的发展方向，只是尽量抓住一些主要的增量来源。具体而言：一是以人为中心的质量型城镇化。尽管从发展的速度和空间来看，中国城镇化建设已过高峰，但在质量提升方面仍然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城镇是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协调区域发展、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抓手。未来围绕“以人为本”，可通过盘活、完善存量以及挖掘增量等方式激发经济活力。二是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发展。中国于2020年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明确目标。随着该目标的持续推进，相关行业的需求有望持续提升。三是满足美好生活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在2019年已降到28.2%，基本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表明居民消费进入升级和多元化发展通道。同时，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以及消费主力交替至80、90后一代，消费的结构、品质、个性化服务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四是在地缘政治影响下部分产业的“被迫替代”。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分化动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的迹象明显。五是脱胎于前沿科技的新兴业态。当前各项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速度正以指数级展开，过去科技的更新换代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现在可以在一两年内完成。科技的快速进步使大量新型科技成果走出象牙塔，进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应用于经济领域，不断催生出新的经济方式、新的产品、新的规则和新的业态。总体而言，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核心在于从政府到企业和居民的每个部门都能开发和适应多元化思维，涉及从治理体系到金融体系以及理念的全面转型。
文章来源：“大湾区评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