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盟—中国关系有三个传统论点：（1）美国在东南亚的领导地位正在下降；（2）东南亚将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3）东盟与中国之间不对称的经济关系将会延续。本文认为上述三个观点都不尽准确。
当前的世界秩序特征是全球经济重心向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转移，而非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下降。这一状况有利于东盟主导东南亚的区域秩序。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可以归因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东盟的外交包容性以及东盟—中国关系的多层次性。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仍将取决于东盟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坚持。
关于中国—东盟关系的传统认知
东南亚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东南亚持续的经济发展，更是因为美国与中国在该地区展开的大国博弈。东盟国家数十年来保持了经济的稳步增长，在经济自由化以及区域化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东盟在2021年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有东盟成员国都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分东盟成员国（新加坡、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加入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与此同时，南海争端、缅甸叛乱以及日本和美国部署印太战略等，都加剧了东盟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南海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中心。菲律宾理工大学地缘政治教授理乍得·加瓦德·海德林（Richard J. Heydrarian）写道：“这是亚洲的海洋中心地带，一切将破坏印太地区战后和平与稳定、导致全球灾难的元素都在这里汇聚密谋。”
许多学者都用“对冲”这一概念来描述东盟的对华战略。相对于“制衡”和“追随”，“对冲”是指东盟国家同时与美国和中国展开合作，并以此应对中国崛起给东盟带来机遇与挑战。虽然一部分东盟国家——如新加坡和菲律宾——在采取对冲策略时可能更多是基于内政与合法性的考虑，而非因为大国政治，但总体看来，“对冲”策略在东盟各国都得到了广泛运用。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东盟国家是否运用“对冲”策略，而是各个东盟国家采用该策略的差异性。
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充满焦虑感，而这种焦虑感来自于人们对东南亚地区秩序的三个传统认知：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及其对东南亚的投入在下降；二，中国将成为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塑造者与领导者；三，东盟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将持续。
这些“常识”看似正确，但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世界秩序转型的大背景下看，它们是经不起推敲的。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正在下降吗？
首先，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没有下降，对东南亚的投入也没有减少。国际关系学界广泛讨论了世界权力中心从美国向中国的转移。中国的崛起与自由国际秩序的衰退，成为过去十年来国际关系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以及拜登政府对中国提出的“战略竞争”宣言，使“东升西降”观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然而，关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正在下降的观念被严重夸大了。美国仍然保持着庞大的全球军事霸权，在80个国家拥有超过750个军事基地。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远超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占全球央行货币储备总额的60%。此外，美国仍然被广泛认为是东南亚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根据东南亚研究所（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2022年的一项调查，36.6%的东盟国家受访者表示对美国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国际法有信心，而对中国表示有信心的受访者为13.6%。此外，美国近年来大大强化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框架和军事联盟，建立了“奥库斯”（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五眼联盟”（FVEY），并加速与韩国和日本建立三边军事网络。美国已将大量战略资源从中东撤出，力图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前沿存在。
东南亚秩序将以中国为中心吗？
认为中国将主导东南亚地区秩序的观念也是不准确的。东南亚地区有着多个权力中心。信奉佛教的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与印度有着深厚的文明纽带。印度和东盟在2022年11月结成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对于大多数人口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印度尼西亚、文莱和马来西亚而言，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至关重要。日本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到2022年底，日本向东盟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高达3300亿美元，超过中国的1000亿美元。除了美国和日本外，法国、英国、韩国和德国都推出了各自的印太战略，希望参与印太地区的规则制定。
最重要的是，“东盟中心性”是该地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公约数。拜登将“东盟中心性”称为“保持我们共同地区韧性、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中国外交部在2022年发布的《中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立场文件》中明确表示：“中国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东南亚的地区秩序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主义秩序，而不是由个别大国主导的。
东盟经济会依赖中国吗？
实现更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对于未来东盟与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多年来，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截至2021年底，东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108亿美元。东盟对来自于中国的进口产品有很强的依赖。许多东盟国家对此感到担忧。
然而，贸易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不断迈进，一些低附加值行业，如服装制造和纺织，已逐渐转移到了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出于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一些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东盟国家，力图实现供应链的多样化和去风险化。一份研究东盟与中国贸易关系的论文指出，虽然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在过去几十年里实现了产业内贸易的持续增长，但在2021年，在地缘政治竞争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已经开始下滑。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给东盟带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也加强了东南亚地区各工业中心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垂直整合。
在当前的中国—东盟贸易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中国对东盟中间产品出口比例的提升。中间产品是被用于制造和组装最终产品的半成品。这一趋势预示着东盟制造业的崛起。一些媒体声称东盟已成为“第二个中国”。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毫无疑问的是，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价值链正在变得多样化。一些地区的供应链正在发生从离岸外包到近岸外包转型的趋势。对于东盟国家来说，这将为制造业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并重新配置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东盟中心地位的重要性
东南亚地区秩序的一个悖论是：尽管地缘政治局势高度紧张，但经济仍在快速增长。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地区的稳定是由两大支柱维持的：经济相互依存性和东盟的包容性外交政策。
作为一个跨政府组织，东盟对东南亚地区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东盟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了中立立场，还因为东盟允许其成员国与大国保持适当的距离。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双层博弈”理论常被用来探讨东盟国家的对华政策。“双层博弈”指的是参与谈判者不仅要在国际层面上与国外对手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必须在国内层面上使协议被有权反对或阻止协议实施的国内成员接受。但事实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双层博弈”，而应该被理解为“三层博弈”：除了国际和国内层面外，决策者还需要对区域层面的成员做出回应。这是稳定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关键机制：当冲突出现时，谈判双方的决策者都可以以“坚持东盟中心原则”为由来缓和局势，避免因国内压力过大而被迫选择激进路线（这本是“双层博弈”中常会出现的困局）。致力于保持合作不会被解读为软弱或“鸽派”，而仅是保护地区利益的必要举措。
结语
从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地区是冲突的高发地。然而，东南亚地区在过去几十年里保持了和平与稳定。这说明，人们对于中国—东盟关系的某些认识并不是完全准确的。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及其对东南亚的投入并未减弱。中国没有打算、也很难在东南亚建立所谓的“朝贡体系”。目前，东盟经济繁荣，制造业蓬勃发展，其全球地位也在稳步提升。通过抵制经济脱钩、坚持政治中立，东盟在不断加强自身对东南亚秩序的主导权。未来东南亚的地区秩序将取决于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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