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美竞争是国际上决定性的地缘政治竞争。随着贸易和台湾等议题形势日趋紧张，许多国家对大国竞争下的未来深感担忧。但东南亚身处中美战略竞争的地理中心，不仅设法与中美都保持良好关系，走外交“钢丝”以维系两国的信任和信心，还使两国为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这个时代规划了一条和平与繁荣的道路。三十年前，许多分析家认为亚洲注定要发生冲突。1993年，政治学家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写道，亚洲似乎比欧洲更有可能成为“大国冲突的驾驶舱”。他预测，从长远来看，“欧洲的过去可能是亚洲的未来”。但是，尽管亚洲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猜疑和竞争，尤其是中日、中印之间，但亚洲已经进入了相对和平的第五个十年，而欧洲却再次陷入战争。此外，东南亚日益繁荣。美国人和欧洲人过去二十年的生活水平萎靡不振，而东南亚人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收益。2020年，东盟十国GDP为3万亿美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欧盟。
笔者认为，亚洲特殊的发展和和谐时期并非历史偶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东盟。尽管东盟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联盟存在许多缺陷，但它为建立以实用主义和文化包容为基础的区域合作秩序提供了助力，这一秩序弥合了该地区深刻的政治分歧，并使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专注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矛盾的是，该地区最大的优势正在于其相对弱势的实力和内部异质性，这确保了没有大国将其视为威胁。此外，东南亚地区在管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方面所采取的细致而务实的方法越来越被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大多数“全球南方”主要关心经济发展，不希望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中国影响力已经深入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如果美国希望保持和深化与这些地区国家的关系，它应该从东盟的成功故事中学习，即在“全球南方”采取一种积极的务实的方法，超越政治分歧，与各方合作，这比将世界划分为对立阵营的“零和”方式更受欢迎。
和平与实用主义
东盟并非一直被视为“中立”组织。1967年，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成立。成立之初，中国和苏联将其视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产物。但近几十年以来，随着中国不断扩大经济开放力度，已经接受了这个地区集团。2002年，东南亚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贸易惊人地增长。2000年，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为29亿美元，仅占东盟与美国贸易额的四分之一。但到2021年，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激增至669亿美元，而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额仅增至364亿美元。
与中美两国的贸易合作推动了东盟经济崛起。2000年，东南亚地区的GDP总额仅为620亿美元，仅占日本GDP的八分之一。2021年，增至3万亿美元，日本为5万亿美元。预测显示，到2030年，东盟的经济规模或将超过日本。显然，与14亿人口的中国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为东盟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种互利关系的收益才刚刚开始。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韩国和东盟成员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自由贸易协定于2022年生效，可能在未来十年刺激东盟经济增长再上一个台阶。
东盟在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的同时，也决心与美国保持同样密切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东南亚地区，但拜登政府为了与东盟开展合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东盟成员国也做出了热烈的回应。2022年5月，在白宫举行了东盟峰会，东盟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此次会议。随后不久，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旨在深化美国与地区伙伴国增加经济接触。东盟有七个国家与澳大利亚、斐济、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签署了协议，再次表明东盟希望与美国保持牢固的关系。东盟成员国靠近中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与中国打交道面临的挑战比与美国打交道的挑战更多。在中国南海和5G技术问题上，双方已经出现了争议，这也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同样，东盟-中国关系中的实用主义将防止双方分歧爆发。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虽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但都增加了经济接触，中国也做出了务实的妥协。在5G技术问题上，美国反对中国5G技术的“全球化”，选择5G通讯系统由各个国家决定，东盟成员国尚未就此达成一致立场。然而，实用主义占据上风，各成员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决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已与华为签订合同，建设5G网络，而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尚未签订合同。这表明，东盟国家虽然会考虑美国的关切，但也会平衡美国的关切与自身获得有利于本国人民的低成本技术之间的关系。
有时，本国的利益要求使得东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的利益关切。美国大力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十个东盟国家都参与了各种“一带一路”项目，该地区最乐于接受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根据香港科技大学Angela Tritto等人的说法，截至2020年，东盟国家至少启动了53个“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项目，这些项目也为东南亚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老挝经济状况不佳，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设了“中老铁路”，有望掀起中老贸易和旅游的新浪潮。印尼也向中国寻求帮助，援助建造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速列车。美国根本没有提出“一带一路”的可行替代方案，因此东盟国家接受中国倡议而不顾美国反对。
全球南方的领头羊
东盟管控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方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随着中国深化与“全球南方”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采取类似的务实方法平衡中美两国的担忧。
与东南亚一样，中国与非洲建立了更深层次的经济关系。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警告非洲各国要警惕中国的剥削，但这种警告遭到了怀疑，尤其是因为西方长期剥削非洲的历史记忆。此外，经验证明，中国的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并给一个就业机会稀缺的地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根据发展经济学家Anzetse Were的说法，自2000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每年增长25%。2017-2020年，中国为其提供了最多的就业机会，占非洲流入资本的20%，而且中国企业不只是招聘本国人，正如批评家韦尔所说，“非洲员工平均占中国公司员工总数的70%至95%”。相比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供的大多是空洞的承诺、不作为。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在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仅占中国投资的一半，大部分发展援助落入了西方顾问和公司企业的手中。正如记者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French）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对发展援助变得“越来越吝啬和轻蔑”，与此同时，中国却“双脚进入了全球公共产品游戏”。关于气候变化、腐败和人权的虚伪道德标准也削弱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地位。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一直在“教导”非洲人摆脱化石燃料。但俄乌冲突之后，他们需要非洲的石油和天然气，言之凿凿的“教导”戛然而止。相比之后，中国在提供援助和投资时，没有向西方那样提繁重的条件。正如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所言，“我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不是中国告诉我们怎么做的伙伴关系，而是朋友之间的伙伴关系，共同努力以实现肯尼亚的社会经济议程。我们不需要关于我们需要什么的讲座，我们需要合作伙伴帮助实现我们的需求。”
中国在深化与拉美的关系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数据，2002-2019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的贸易总额从不足180亿美元增长至3150多亿美元。2021年，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额激增至4480亿美元，而美国与拉美的贸易额不到中国与拉美贸易额的一半，而且美国与拉美的贸易，71%是与墨西哥进行的。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中国的贸易额比美国多730亿美元。中国与拉美最大经济体——巴西的贸易增长尤为惊人。2000年，巴西对中国出口额为每年10亿美元，现在巴西每四天就像中国出口价值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雅伊尔·博尔索纳罗担任总统期间也实现了贸易的增长，而该领导人与特朗普的关系远胜于中国领导人，尽管如此，巴西仍然寻求与中国开展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这表明一种类似东盟的实用主义文化正在巴西扎根。
海湾国家是中国正在“进军”的另一个地区。传统上，海湾地区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一直向美国寻求保护。然而，与美国密切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并没有阻止海湾国家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2000年，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与中国的贸易额略低于200亿美元，到2020年，已经增长至1610亿美元，中国取代欧盟成为GCC最大的贸易伙伴。同一时期，美国与GCC的贸易增长平缓，从400亿美元增至490亿美元。2021年，GCC与中国的贸易额达1800亿美元，超过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总额。此外，GCC国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他们决定投资并不是出于政治或友谊的概念，而是基于投资收益。2000年，GCC主权财富基金几乎全部投资给西方，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到0.1%。但2020年，GCC大多数国家大幅增加了在中国的投资。显然，海湾国家不想在与美国的关系上有所让步，但他们也不想放弃与中国的深层次经济合作利益。平衡中美力量的务实方案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逐步增强。
“枪支”与“黄油”
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采用东盟的经验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美国最好学习东盟的经验。东盟平衡中国和美国（以及印度、日本、欧盟等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关切和敏感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这样做。中国正在寻求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更深层次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必须决定是务实地处理与这些地区的关系，还是继续采取“零和”方式与中国竞争，并且冒着“赶走”它们的风险？更务实的美国将会怎么做？应该考虑在与东盟及其他“全球南方”打交道时遵循三个简单的规则。
首先，不要求任何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这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与中国相比，美国对东盟的贡献很少，财政紧张和国会反对扩大对外援助使得美国对该地区的援助仅占中国援助的小部分。诚然，美国与东盟可以在防务合作及军售方面加强联系，但过于依赖军事合作可能会伤及美国自身。正如中国问题专家韩璐所认为的，美国拿着枪支弹药来到该地区谈判，而中国则在处理贸易、经济方面的“面包和黄油”问题，而对于大多数“全球南方”来说，第一要务是经济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个错误。西方政府和媒体将其描述为诱使各国陷入债务陷阱的“有害”计划。但联合国193个成员国，140个拒绝了这一“说辞”，并签署了加入“一带一路”的协议。这也突显了要求各国“选边站”并不明智。
其次，避免评判各国的国内政治制度。对于东盟的情况，这一条规则至关重要。该组织的十个成员国包括民主国家、专制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权类型更加多样，拜登决定将世界政治描述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斗争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拜登更清楚世界的复杂性，这就是为什么他在2022年7月前往中东会见沙特王储。另外，世界上另外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虽然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忧，但并没有将关注点放在意识形态斗争上，也不觉得中国会威胁到它们的民主。通过政权类型划分世界暴露了美国的“双重标准”。鉴于许多美国决策者和舆论引导者始终从意识形态出发，深信美国应该被视为“民主的捍卫者”。然而，美国在冷战时期曾与非民主政权合作，如果它复兴实用主义的“旧文化”，也可以再次这样做。
第三，愿意与任何国家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的全球挑战。即使美国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全球经济影响力感到不安，但也应该接受中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崛起。中国对绿色清洁技术的投资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果没有中国及其全球经济伙伴的参与，就不可能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行计划。另外，中国的投资对于确保其他国家实现发展的同时履行气候义务方面也至关重要。中国资助了世界各地的大型太阳能和风能项目，“一带一路”项目鼓励“环境友好”，加大对绿色电力、交通、工业和制造业等领域项目的支持，扩大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美国决策者应该认识到，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是一项资产。此外，中美也可加强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应对贫困和流行病等问题。然而，这种合作将难以推进，除非美国摒弃“零和博弈”的思想。
以上三条规则反映了美国必须适应新的现实：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复杂，能够更好地做出自主决策。美国用二元术语构建世界，划分民主与专制，这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极大不满。如果美国只选择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开展合作，那么将被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显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愿意与中国合作。因此，美国任何遏制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的努力都注定失败，应该停止其切断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的尝试，确定两个国家可以合作的领域。至于希望与中美两国合作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应该从东盟务实外交中吸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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