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金融动荡演化形势特点之一,是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出现趋势性增长苗头,债务违约风险释放正从零星国别案例向较多国家扩展,债务违约风险从较多具有短期流动性困难向结构性偿债能力不足危机转变。
美西方大通胀与宏观周期逆转是主权债务风险上升重要推手
在美西方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条件下,主要发达国家宏观金融形势及其政策取向周期特征不仅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而且会对后者国际市场融资产生不同方向影响,成为左右主权债务风险涨落的关键因素之一。新世纪初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西方实施超常宽松货币、财政政策,由此带来的低成本融资环境客观上助推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扩张;但是疫情爆发后美西方大规模宏观刺激叠加疫情冲击影响,导致2021年下半年以来通胀超预期飙升并倒逼美西方货币当局恐慌式加息,银根紧缩与经济走弱并诱致银行爆雷,成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加剧重要手。
新世纪最初20年,受多重复杂因素制约,美西方政策利率与国债率总体呈现下行走势。在金融市场自我调节规律作用下,超低资金成本诱致市场金融机构寻求更多工具,为发展中国家扩大外部融资渠道和融资规模创造了有利条件,过去十几年私人债权显著扩大与美欧政策-率利率走低具有重要关联。但是近来主要由美西方国内经济形势决定的国际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疫情冲击下美西方国家采取财政直达居民超常刺激与货币政策更大力度扩张组合政策,导致40年来最严重通胀,迫使美联储、欧央行等主要西方央行为采取罕见速度仓促加息。例如截止今年4月美联储基准政策利率已从去年初的零利率上升到5.0%,接近进入21世纪后2006年5.25%峰值。由于美国核心通胀指标具有较大黏性难以很快回落,估计到明年底也难以回落到2%上下货币政策目标区间。这意味着美联储政策利率在目前高位还会进一步提升,并且到明年仍然居于历史显著偏高水平。
恐慌式加息与宏观政策周期逆转,从两个方面拖累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形势。一是全球经济减速调整的不利影响。今年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后反弹复苏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改善国际收支并边际缓解其债务偿付压力,然而美西方国家有望延续2022年经济下行调整并派生消极作用。就美国而言年初多个国际组织和市场机构预测显示其经济增速将从去年2.1%大幅回落到今年0.5%左右,随着3月中旬硅谷银行(SVB)倒闭危机及连锁效应在美欧银行业展开,美西方经济衰退风险增加并拖累全球经济走势。美西方经济濒临衰退与全球经济增速走低,会通过出口贸易、FDI以及其它实体经济渠道加剧发展中国家本已存在的国内经济困难,使得背负过度主权债务国家进一步承压。
另外从国际货币与金融市场形势看,主要发达国家中枢通胀与基准利率抬升,从外部环境方面加剧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历史经验和相关文献都显示,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风险的积聚与释放,就外部环境而言受到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宏观金融周期及其决定的政策利率高低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其触发根源之一在于80年初美联储在Volker主席主持下通过超常加息治理通胀;目前新一轮美西方高息应对通胀决定的全球货币流动性紧缩环境,会加剧部分主权重债国的违约风险。
国际合作治理能力动态不足掣肘主权债务风险防控
历史上主权债务违约经常通过非合作博弈甚至诉诸武力冲突释放矛盾,二战后逐步探索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化解债务危机新途径,受历史因素制约美西方国家、巴黎俱乐部、多边国际机构等在当时主权债务处置模式构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新冠疫情爆发加剧部分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后,国际社会以G20为主要合作平台,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主权债务风险举措并取得积极成效。然而在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持续演变并逐步从流动性困难转向偿付能力危机,治理方法从暂缓偿债和一次性外部注入资源救助转向需要考虑债务存量调减与重组背景下,原有债务危机治理框架无法适应新的债务形势,国际合作治理能力动态不足演化进程中内生瓶颈对有效防控主权债务风险加剧产生掣肘作用。
2020年疫情冲击下国际社会合作采取一系列紧急救助措施舒缓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一是G20在2020年4月推出针对债务困境国家缓债倡议DSSI,对有关国家到期债务利息支付予以缓期优惠,标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巴黎俱乐部成员国第一次合作应对主权债务困难。二是G20提出“《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对公共债务不可持续国家“提供深度债务重组,包含对债务净现值进行足够消减以恢复可持续性”,并对申请债务处理国组建了债权方委员会。三是2021年IMF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总额为6500亿美元的SDR分配,一次性增加了重债穷国的储备资产。这些措施取得积极成效,也显示新时代传统与新兴债权国合作应对主权债务风险的潜力空间。
中国作为最重要新兴双边债权国积极参与了上述国际合作并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例如中国在DSSI各参与方中是缓债金额最大国家:在127.1亿美元缓债总额中,中国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贡献11.9亿美元和30.1亿美元,占缓债总额的33%。中国积极参加上述《共同框架》合作,是现有三个申请债务处理负债国的债权方委员会成员,并与法国担任其中两个(赞比亚和埃塞)的联执主席。中国较早倡导并积极推动实现IMF增发6500亿美元配额。这些体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治理新一轮主权债务风险的诚意与担当。
然而由于新一轮债务危机发生背景存在新特点,加上主权债务风险处置受多方面复杂因素影响,原有主权债务风险治理方式难以简单复制到新的时代条件,如何拓展深化国际合作更有效应对仍面临认识和利益分歧的制约困难。例如多边金融机构如何在债务处理过程中承担更大责任和更好发挥作用?如何更透明更科学实施运用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如何针对不同底层资产债务采取不同处置方法?如何创新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主权债务处理框架?这些问题讨论争议难以得到很快达成共识,对国际合作有效治理主权债务风险造成掣肘效应。令人欣慰的是,IMF和世界银行2023年春季会议释放信息显示国际社会有关主权债务救助立场差异显著收敛,然而如何弥合分歧从而创新提升治理能力仍面临多方面现实困难。
小结
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金融动荡演化形势特点之一,是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出现趋势性增长苗头,债务违约风险释放正从零星国别案例向较多国家扩展,债务违约风险从较多具有短期流动性困难向结构性偿债能力不足危机转变。本文初步梳理考察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演变大势,可见主权债务规模空前扩张是新一轮主权债务风险的基本背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走弱与失衡是主权债务风险上升的主要根源,美西方大通胀与宏观周期逆转是债务风险上升重要推手,国际合作能力短板不利于遏制主权债务风险增长也有某种解释作用。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目前新一轮债务违约风险仍在持续发酵和上升。
与历史上主权债务违约经常通过非合作博弈甚至诉诸武力冲突释放矛盾不同,二战后逐步探索形成国际合作应对债务危机新途径。受历史环境影响中国对早先全球主权债务危机及国际治理较少直接介入,然而随着新世纪以来对外经贸提速,特别是“一带一路”合作全面展开,中国已成为单个最大规模双边官方债权国,新一轮主权债务风险释放对中国第一次直接具有多方面重要利益。从目前形势看,如何统筹把握治理主权债务风险涉及的多重目标及其优先序,如何厘清现有主权债务治理模式利弊得失并兴利除弊求同存异,如何积极推动全球主权债务治理模式创新并谋求公正与高效化解债务风险,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与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规则改革的重要而紧迫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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