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霸权行径——贸易保护主义与边缘战争策略
如果说疫情期间的需求端政策投放在稳固就业、保障民生方面仍有其阶段性的合理性，政策规模和退出问题可以归属于技术范畴，那么供应链瓶颈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美西方作茧自缚。
美国遭遇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采取的“以邻为壑”政策引发的，这也是美联储感到无能为力的原因所在。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危机应对小组早先发布的有关粮食、能源和金融系统的报告指出，粮食、能源和金融渠道之间已经开始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而所有关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人都知道，美国至少部分掌握着化解俄乌冲突等关键问题的钥匙。
保护主义作茧自缚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对欠发达地区的盘剥无须多言，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作为全球贸易体系担保人无疑是自由贸易最大的受益者。
然而，当选的特朗普政府作为美国民粹主义泛滥的“结晶”，为最大限度攫取自身短期利益而大肆奉行单边主义，罔顾事实与科学，通过对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讹诈和胁迫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浪潮。
事实上，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以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行为实际损人不利己。进口商将商品的关税成本转嫁到下游的消费者，不仅抬升了进口商品价格，也同样提高与其竞争的国产商品价格。对上游原材料加征的关税则对供应链整体形成扰动，增加下游投入品使用部门的成本，最终贸易品关税还会通过一般均衡效应抬升非贸易品价格，使通胀溢出到经济体的各个部分，广泛损害消费者、出口商甚至是进口商自身。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美方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的232关税、对华征收的301关税、对加拿大征收的木制品关税和中方对美关税反制措施抬高了美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2.5%，助推了其CPI通胀水平1.3%。若美国停止上述所有贸易战再额外降低所有关税50%，则能一次性降低CPI1.5%。
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近日在与美国代表会谈时，再度呼吁美方取消过去五年来对贸易伙伴实施的所有限制性关税。WTO近年亦连续裁定美国在关税反制中败诉。这些都表明了国际多边机制对单边主义的负面态度，表达了国际社会对维护多边治理机制以切实解决通胀、增长和国际冲突等多方面问题的普遍诉求。
引爆俄乌冲突助推通胀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甚至比当事国任何一方都更为关注乌克兰局势。特别是战争嗅觉极为灵敏、惯于趁乱渔利且双手沾满平民鲜血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及其代言人，通过其操控的宣传机器，极力渲染俄罗斯威胁，反复升高恐慌级别，直至锁定战争预期，进而设定冲突爆发的时间窗口，生怕俄乌出现任何握手言和的迹象，活脱脱一副超级吹鼓手形象。终于在2022年初美国连续“预告”俄乌开打后点燃战火。
自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能源、粮食和基础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在供应链和极端天气的影响下长期保持上涨，俄乌冲突爆发后，供应链的中断加剧，粮食和能源危机愈演愈烈。例如，同为大宗商品重要生产国的俄乌双方主要产出覆盖了全球各经济体生产和消费所必需的石油、天然气、农产品、化肥和金属等。
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石油价格每上涨30%或农产品价格每上涨10%，次年全球通胀将增加约1%。高昂的投入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任何资源，Input）价格对全球经济体已经形成了实质性供给冲击。发生在生产上游的这些供应链瓶颈，随着价值链扩散而下，将使通胀蔓延到经济体的各个角落。
欧盟成员国对俄发起了“全面”制裁，包括了所有煤炭和海运原油，却唯独不敢对管道原油和天然气下手。即便如此，供给冲击也足够使他们更加直面通胀困境。从去年至今，能源价格贡献了欧元区超过一半的通胀上涨。截至2022年1月，欧盟天然气消费中，俄罗斯的供应占到40%。6月俄方一度将经由“北溪一号”管道输送至德国的天然气供应量减少近60%，引得德方叫苦连天，7月“北溪一号”的检修和年末减供的警告恐将继续折磨欧洲的能源通胀。
部分美西方国家重新祭出了向受困于能源价格的家庭增加财政支出的老把戏，或借机提高军费开支以强化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可谓是扬汤止沸，饮鸩止渴。与其在各场合惺惺作态，反复强调俄乌冲突如何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美西方国家不如脚踏实地浇灭自己添柴烧起的火，既是挽救其口中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是一场自救。
如何告别通胀
抗击通胀的最佳时间窗口首先是在通胀出现之前，其次是通胀发生之后的即期行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为遏制通胀，使美国GDP增速承受了从1978年的5.5%降至1982年-1.8%的代价，全球经济也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10年中平均5.5%的高增长掉落至后十年的2.5%。即便回顾更长的历史，也极难找到在如此高通胀和金融脆弱性前提下维持经济增速和低就业率的“完美着陆”实例。
如今全球经济放缓几乎无可避免，但历史经验也充分表明了，根深蒂固的通胀对经济造成的长期伤痛将远高于控制通胀的短期阵痛，通胀水平自我强化的特性，使得行动越慢越迟，治理的成本代价就将越大。
对美联储而言，当务之急是回归双重使命的本源，明确压平通胀乃是头等大事，应当建立更加明确政策反应函数向市场沟通，重塑其信誉。目前的美联储表现患得患失，对所谓“软着陆”叙事的执着极大束缚了手脚。至少按目前的加息路径，实际利率还将继续长期处于负值，距离实质紧缩仍有距离。
此外，发达国家央行应就其政策路径加强全球交流与沟通，降低其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的外溢影响。
退一步说，抗击通胀亦不仅是中央银行的任务。非传统的功能财政无害论已近乎被证伪，美西方国家政府应当认清一个事实。低通胀时代已经过去。应该抛下数十年来“宽松政策刺激经济而无需付出代价”的路径依赖，回归宏观政策抚平经济周期的目标本源。
实际上，目前的通胀危机不啻为促使这些国家退出超常规货币和财政政策、重建政策安全边界以应对下一次潜在衰退的宝贵机会。
尽管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现象，但更与一国的经济失衡密不可分。某种意义上，是一国既有增长动力殆尽而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全面涌现的过渡期内，货币政策被滥用的一种现象性表达。所谓货币政策是央行的鸦片，它既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魔鬼。
任何理性的经济增长，都不能长期依靠货币政策的单轮来驱动。归根结底，技术的内生性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才是一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西方要避免重蹈上一轮金融危机应对的覆辙，就不能简单依靠货币政策的高举高打，而应将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投向实体经济与产业发展，关注民生福祉，防止信贷扩张被继续用于大量购买存量资产或主要投向大型企业。
同时，各国在保持政策适度弹性的同时，应加大对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投入，切实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将经济增长模式切换到内生性轨道上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