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月的序幕、5月的协商与缓和、6月的再度发酵，中美就贸易问题最终没能避免正面对战。6月中旬，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随即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决定。美国还进一步威胁将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爆发小型贸易战，即关税增加10％，大多数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减少1％至4.5％，其中美国GDP将损失1.3％；如果全球爆发严重贸易战，即关税增加40％，全球经济将重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特朗普所推行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破坏自由贸易体制，对中国乃至亚洲造成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损害。
直接方面为贸易损失。中美货物贸易额从1998年的548.30亿美元到2017年的5836.97亿美元，增长了近9倍之多。2017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而中国也是美国第一大进口市场。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持续上升证明了双边自由贸易是正和博弈，毕竟没有一方愿意在亏损状态下开展长期贸易。因此，若美国以所谓“贸易逆差”为借口掀起贸易战，中美都会从中受损。
间接方面造成心理冲击。近期中国股市受情绪影响出现波动，但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也充满韧性，股票市场的涨跌是正常波动，关键是要关注其反映的心理预期。正如美联储加息对全球多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冲击。在当今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美国掀起的贸易战难免会波及更广的心理范围，造成亚洲范围内货币政策和贸易上的不确定性。
高举“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特朗普由此赢得很多美国民众支持。归根结底，源于美国国内民众对过去几十年里的经济全球化的失望。在美国普通民众看来，中美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部分利益被美国精英们窃取，普通民众并不能从中获得实利。特朗普利用民众的这种心态去扩大自身的政治支持，对华贸易冲突也成为其在中期选举里获得支持的加分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放弃美国将会暂停贸易冲突的幻想，同时要以更为旗帜鲜明的态度，反对特朗普开反全球化的“历史倒车”。
40年前，中国是一个穷困落后国家；4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增长了225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2017年，我国GDP净增8.35万亿元，相当于澳大利亚2016年的GDP总量。40年前，中国人均GDP156美元，尚不及当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4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均GDP近9000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等收入偏上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这样一个增长奇迹为素材的。
两个“毫不动摇”与渐进式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如何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线索和分析框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其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重要的切入点。
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得出的重大理论成果。
一定意义上说，公有制经济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非公有制经济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二者共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创造力。
确立了这一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得以走上渐进式增量改革之路。先是“体制内改革”的尝试——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再到“体制外改革”的突破——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经济特区，接下来是体制内国有经济与体制外私有经济的“双轨制”。增量改革获得成功和经验之后，继而对市场化改革进行“整体推进”。
推动要素解放和配置效率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成果，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它不仅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而且丰富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
第一，农村改革解放劳动力要素和其他农业要素。
农村改革40年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改革等，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坚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积极稳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给了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信心，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事实证明，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又推动了工业化进程，还促进了城市化进程。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解放要素配置权。
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公司制改制，到改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再到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改革和监管……这一循序渐进的增量改革模式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最大限度降低了改革的阻力。
第三，金融部门改革解放资本要素。
从理论上讲，中国已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从实践上讲，中国还需继续完善利率的定价机制、报价机制和传导机制。
第四，地区开放释放要素配置国内空间。
一段时间里，我国实行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战略，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而逐渐形成全方位发展开放格局。非均衡发展战略之后，就是21世纪后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依据东、中、西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功能定位，要求形成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第五，对外开放释放要素配置国际空间。
从4个经济特区到沿海14个开放城市，再到沿长江经济带和内陆全面开放，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不断拓展延伸。
以五大理论创新构建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农村改革的理论创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总抓手。一方面，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质量，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创新——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国企改革的重要创新是分类推进改革并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一方面，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另一方面，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完善资管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金融部门改革的理论创新。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立业之本。一方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改革发展的永恒主题。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对外开放理论的创新。具体包括全面开放新格局理论和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理论。前者要求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流动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格局、东西双向开放格局（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相结合）； 后者要求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现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相结合，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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