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国领导人出访习惯带上庞大的随行队伍，除了政务官员、安保力量外，剩下的就是随行企业家或文化人士。这些企业家通常肩负两个任务，即对接与对象国的企业、与东道国方面签署经济合约，同时设立专场实施招商引资。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政治精英（元首）所需做的不仅是推销本国市场和产品，还需要扮演第一招商人的角色。
对美国而言，美元地位及所形成的黏性实力是美国在全球地位的重要支撑。美元强弱与美国地位呈现正相关关系，美元及其汇率调整能改变国际贸易的商品和地理构成，塑造有利于美国的贸易环境，同时，汇率又是平衡美国贸易赤字的有力武器。由于国际商品主要以美元结算，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大宗商品直接挂钩，美国如采取调整利息政策，变更汇率处理方式，则完全可以对国际直接投资走势产生影响。特朗普在2017年4月提出了“相对弱势美元+低利率”的货币思路。为吸引外国资本，特朗普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降低税率，使美元升值，以促进美元回流，而招商引资是实现美元回流和解决就业的重要环节。
特朗普高调宣布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美国曾主导的多边贸易协定。出于对现实国际“权益—责任”划分体系的不满，特朗普不愿意同使美国贸易出现逆差的国家和集团维持既有贸易，认为几十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对美国的制造业崩溃负有责任，力主重塑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壁垒，修筑美-墨隔离墙亦迫使墨西哥单方出资。特朗普认为中国加入WTO让美国5万多个工厂关闭，上千万个岗位流失。同时，特朗普在其亚太政策中指责中国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上损害美国利益，对出口型企业提供补助违背国际法。2017年美商务部将中国列为“特别301”（Special 301）条款优先观察国，指责中国违背知识产权、缺乏对贸易秘密的保护、生产伪劣产品、对网络进行司法管制、电子商务欺诈、对美国网络出版物进行限制、专利法不完备等。同期被列入美国“特别301”条款观察的国家还包括印尼、泰国、印度、科威特、俄罗斯、阿根廷、智利等。2018年4月，特朗普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是否合适，这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达到历史新高，由贸易保护主义衍生的投资保护主义和对中兴的制裁，使中美关系起伏不定。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动因是特朗普希望在美国培养本土完善的初级制品生产体系，夯实美国就业和产业，而要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通过国际招商。而众多中资企业为规避关税不得不转移到东南亚，比如中国光伏企业转移到马来西亚，最终还是去了得克萨斯等美国南部州。
在弱全球化时代，获取国际资本投资是国家经济外交的重点所在。以美国为例，包括特朗普此前政治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并扩大美国“招商引资”，夯实国家产业经济之基。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展现了务实且强硬的一面，在争取投资落地美国的问题上，特朗普先后威胁丰田汽车、宝马公司、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制造业巨头。比如，丰田欲在墨西哥设厂，然后将汽车回销到美国，特朗普威胁如果不在美投资设厂，将对丰田采取惩罚性关税，丰田最终选择妥协性合作。2017年1月，特朗普邀请一系列知名企业家参与国家制造业投资，如陶氏化学CEO利伟诚、哈里斯通讯总裁比尔•布朗、戴尔科技总裁米歇尔•戴尔等。特朗普劝说他们响应政府招商引资号召，而其中众多高管承诺投资。
在特朗普四年执政期里，美国经济保持增长，美国维持了世界第一大外资投资目的地的地位。特朗普作为美国著名企业家，当然知道资本对一国一地的重要性。客观讲，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中较早认识到美国产业空心化并积极采取措施的政治精英，只不过他的招商引资这一功绩被诸多政治冲突事务所掩盖。
拜登基本延续特朗普的招商引资精神，通过“百日调查”搞清楚美国产业的薄弱之处后，即重点针对产业薄弱的地方招商引资。美国不仅每年举办“Select USA”这一全美顶级联邦招商引资盛事，还通过立法推动补贴，吸引欧洲、日本等国先进企业来美国投资。同时，通过组建以排华为核心的芯片联盟，实现三星、台积电等大企业对美国的投资。通胀使诸多企业不得不支付超出预算外的资金，否则就要面临亏损，而联邦政府控制着相应的补贴拨付，这使得这些芯片公司进一步依赖美国政府。
近期，Erik Peterson、Terry Toland所撰写的“Cautious optimism : Kearne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nfidence Index 2023”中的数据表明，美国已经连续 11 年在该指数中排名第一。这反映了投资者继续偏好美国营商环境，尤其在全球经济疲软背景下，美国总体得分的维持也部分归因于政府以多项重大立法形式鼓励投资，例如《降低通胀法》和《加强两党基础设施法》的实施。各国对外资的争夺是激烈的，这反映在排名上。加拿大在 2022 年跌至第三位后重回第二位，这可能是非住房投资复苏的结果。日本从去年的第四位跃升至第三位，这可能是因为日本有能力在 2023 年初避免经济衰退。德国下降两位至第四位，这可能反映了德国因东欧地缘政治危机而面临的经济和能源挑战。英国保持第五位，法国紧随其后。中国从第 10 位跃升至第 7 位，这可能反映出人们对中国走出新冠后将迅速反弹的需求持乐观态度。这些国家均采取行政行为，介入到特定的跨国招商中。
中国结束封控后，对外经济中最迫切的需求就是招商引资。中国力图通过政策转变、平台打造、高层对接等方式吸引全球头部跨国公司注资中国。而中国各省级政府出现由省委书记亲自定调，要求搞好营商环境的现象。比如，据《辽宁日报》报道，3月27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鹏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乐成出席会议并作工作部署。在会上，辽宁省委书记郝鹏还特别表示，“破坏我们营商环境的人，就是破坏我们辽宁的振兴发展，就是破坏我们辽宁的未来，就是破坏我们辽宁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对这些问题，我们绝对要零容忍、不客气，该调整的调整，该撤职的撤职，该开除的开除。”措辞可谓严厉，营商环境成为一省的政治中心议题。通常，在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之际，一般是各省商务厅或商委、贸促会等进行外资对接，而在此时，由省委书记以开大会的形式进行定调动员，也可从侧面反映中国政府对吸引投资的重视。毕竟，在中国宣传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话语下，中国面对的最大变量即中美关系可能走向全面竞争甚至对峙冲突，中国市场的优势要素正在面临来自周边国家的激烈竞争，传统的“人口红利+代加工”的模式可能要面临重置，中国要重新思考国家发展与竞争战略。
另外，中国扩大招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企的撤资压力。3月，苹果手机最大代工商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计划在印度投资大约7亿美元建设一家新的工厂，以在中美关系恶化、中美对抗日益升高之时，加速摆脱iPhone生产对中国的过分依赖。新建的工厂将是富士康在印度至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投资案，此举也标志着中国面临失去其全球最大消费者电子产品生产基地的风险。苹果以及其他美国著名品牌正在向目前依赖中国工厂的供应商施压，希望他们探讨向印度和越南等国家转移生产线的可能。
现实看，招商引资是富国锦上添花，夯实产业的手段，而对穷国弱国来讲则可能是必须要抓住的“救命稻草”。即使俄罗斯面临空前的经济制裁，普京依然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直言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投资俄罗斯，以取代美欧企业撤离留下的市场空间。侧面也反映了外国直接投资真的很重要。
实际上，中美两国均控制了全球主要的消费市场，中美均希望全球头部跨国公司实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因为直接投资是最迅捷夯实一国产业链的手段。实际上，须认识到的一点是，头部跨国公司的投资趋势表现出重置对中国市场依赖，加大对美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中国政府目前对外招商所突出的是市场（消费潜力）这一因素，而跨国公司对营商环境则还持观望态度。欧美目前正在进行新一轮生产规范升级，即实施碳关税，全面推动对企业的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的缩写）规范。对于全球投资市场新趋势，中国目前还处于对标研究，行业学习的阶段。而由于在投资领域的宽松，中国确实可以吸引部分受欧美“低碳”要求冲击的产业，如能源、化学、汽车，对中国投资。这也是目前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
客观讲，欧美等先进工业国家控制的不仅是资本、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产业的工艺和人与工业（产业）的伦理设计。在这一点上，中国基本处于话语权空白，因为中国疫后迫切需要的是企业带来的就业、税收和技术外溢。国际产业伦理的设计并非是中国的重点。中国和美欧之间的产业竞争格调会在较长时期存在差异，在这种规范差异下，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学习，推动自身一边跨国招商一边实现赶超。由此看，在国际经济领域，一国招商引资的能力越发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维度，而由于商业规范在不断升级，这又给中国带来机遇和挑战。
